出格、叛逆、另类的第六代导演是被招安了

姜文是“第五代”后不可绕过的艺术家,虽然他导演的电影至今只有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和《鬼子来了》两部,像他这样的导演,赢得别人的尊敬,是因为他的作品几乎没有来自内心以外的东西。

姜文1963年出生于河北唐山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作为演员,他主演了《芙蓉镇》、《红高粱》、《本命年》等优秀的影片,给中国影坛留下了大量光彩的人物形象,拍摄于1995年的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,是他首次执导的影片。

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根据王朔的小说《动物凶猛》改编,讲述了70年代初的北京,在大人们忙着“闹革命”的时候,对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来说,是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,但对马小军这样的孩子来说,却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,打架、闹事,对一位“姐姐”的性幻想,少年的情怀和青春的惆怅用一种非常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,孩子们在混沌中成长,是一部关于青春与成长的电影。影片大量增加了姜文自己的经验和无法用文字表达的视觉神采,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是充满个性的作品,也是一部激情燃烧的作品,它不同于第五代导演有那么多的沉痛和反思,他的重心是在对“青春”这个永恒话题的表述,青春的恍惚和留恋,是对青春突然消失的惆怅,姜文和这些孩子们一起构筑了自己的青春神话,用他们自己的、特有的方式喊出“青春万岁”;它在视听语言上对中国电影是有贡献的,在空间的展现上,从“宅院中国”(倪震语)到屋顶上的电影,中国电影的传统,一直可以追溯到巴金的《家》,张艺谋的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,一直是向内的,而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是向外的,走向更开阔的天地;在色彩的运用上,从阳光灿烂的过去生活,仿佛要被阳光炙烤的热烈到黑白效果的现实,完成了姜文对过去和现实的一种表述。

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表现出姜文把握细部的能力,而大刀阔斧的《鬼子来了》已展示了他把握结构和事件的才华。《鬼子来了》是根据作家尤风伟的小说《生存》改编的,日本侵华战争期间,一个本来相对平静的村庄突然之间暴露在悬崖边上,农民马大三遭遇了平生从未有过的难题,游击队撤退的时候,突然把装在麻袋里的一个日本鬼子和一个汉奸扔在他们家,此次这个善良的中国人开始和完全来自别的世界的人打交道,电影里的人都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位置,又必须对自己的命运做出残酷的决定。马大三用他的思维方式看待别人,坚持中国人的“以德报怨”,答应了日本人以粮食换取他的自由的请求,但日本人并没有顺着他的思路走,但得到的却是日本人对村民的大屠杀,村子烧成白地。姜文充分表达了他对恐惧、爱、死亡的感受,对人性中的恶做了深入、深刻的剖析,在不同的环境中人性有可能的扭曲以及由此产生的可怕的后果,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战争电影,是一部极具启发性的电影。全片大部分是用黑白的,只有片尾用了红色,红色的血和红色的旗帜,姜文用“黑白的反差色调完美地主导了这个徘徊在黑暗和明亮、蒙昧和醒悟之中的故事后,他涂上了一层惊人的彩色:唯一的鲜红”(法国《世界报》封面人物专栏2001年3月14日)。

姜文应该有雄心、有能力去拓展电影的疆域。

第六节:张元、娄烨、王小帅、贾樟柯的电影

张元1963年出生于江苏,自幼学习绘画,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,继张艺谋、陈凯歌之后,张元成了又一个被西方知晓的中国导演的名字。1990年他自筹资金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电影,黑白片《妈妈》,成本非常低,只有20万人民币,但参加了100多个电影节,在国内只发行了3个拷贝,一般认为这是中国独立电影的开山之作。对家庭的关注,这也成了张元电影贯穿的主题,本片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,讲述了一个被丈夫抛弃、年轻的母亲试图唤醒患脑病的儿子的故事,***扮演者是影片的编剧,她本身也是一个残疾儿子的母亲,希望和勇气交织在一起,体现了难得的人文关怀,欧洲权威影评人托尼·雷恩认为“《妈妈》这部电影在今天中国电影界还是令人震惊的,对于年轻的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来说,这几乎称得上是英雄业迹了……假如中国要产生第六代导演的话,当然这代导演和第五代导演兴趣和品位上都是不同的,那么《妈妈》就是这一代导演的奠基作品”。

张元,曾受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斯青睐的导演,怀着打破记录片和故事片之间的界限,另创一种新风格的梦想,对张元来说,最重要的是怎样看待生活。35MM的《北京杂种》(1993),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脱离体制的电影,以后被广为流传的中国“地下电影”(指没有得到政府批准拍摄、自筹资金,拍摄完后主要参加 国际电影节,而没有在国内的电影市场上公开放映的影片。在中国,一方面指制作和运作不是在大制片厂的运作,另一方面是包括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干扰)被禁止的摇滚音乐会,在此以前这种无序、纷乱的生活状态的几乎没有出现在中国银幕上,此后,对处于边缘状态的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慢慢在银幕上增多,一时间,性、摇滚、妓女、毒品、暴力也成了第六代电影的标志性东西,也成了许多人批评的对象。朋友们对试图自杀的女子的挽救,悲凉、残酷以及缺乏目标和朋友的孤独,探索了年轻人矛盾的情感,是一次真正自由的创作,即兴、随意,它是首倡了手提摄影机去追拍的先例,虽然拍得粗糙但导演很有野心。张元是电影界出了名的“坚强的地下党员”,用不到10天时间拍摄了《儿子》(1996),由生活中的原型扮演,仍然是北京的底层人生,酗酒的父亲,为了未来,盲目奔走却没有结果的两个儿子的生活,中国人生存中非常真实的处境,生活的残酷,生活本身带给我们的震撼;后来他和王小波合作拍了《东宫西宫》(1996),体现了张元的勇敢,紫禁城后公园厕所里的故事,一个压抑的故事,同性恋题材,说了男人间感情的可能性以及到底能走多远,当然还有导演的思考,他探讨了权利和隐私的关系,它们在各自身上的体现,大多数观众对他表现的东西还感到陌生,他在阿根廷拿了一个小奖后被暂停了导演资格,做了一段时间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大圣。在此以前的创作基本上是记录的风格,而在这部电影里,“把两个完全异化的人物做得非常的戏剧化,又让人理解。是想在电影戏剧化方面做一次尝试”,(《我的摄影机不撒谎》友谊出版公司程青松 黄鸥著 第115页)有人说,出格、叛逆、另类的第六代导演是被招安了软弱艺术家。他们也确实修正了不少早期的东西,从一味的愤世嫉俗发展到对人性的有所关注,有目的地在冰冷的后现代风格里注入略为温暖的色调,这无疑是成熟化的表现。有代表性的是《过年回家》(1999),在此以前,他已经拍摄了10部电影,但真正和国内观众的对话是这部电影,一个罪犯归家的路,在张元的故事里,被极大限度地放大和拉长,过年,这个本属喜剧的题材,在电影里竟是那么悲剧和令人窒息,他展示了独特的时空营造技巧,把片中人的压抑和郁愤毫无障碍地传递给了观众,片中没有高潮,即使有,也是沉闷的高潮,冰冷的画面背后,不难感受到导演温暖的人文情怀,这种感觉的电影在过去的中国电影中很少见,除了少数几个镜头,已经很难找到《北京杂种》里的记录片风格。张元是善于捕捉北京面貌的导演,他早期作品中透着的绝望和生机,自有一份深厚的内在力量,他电影中的心理深度和“城市现实主义”特点已使他成为当代中国电影中一种不能忽视的声音,但是,随着他的“浮出水面”,态度变了,凌厉的东西也消失了,难道真的回不去了吗?新生代导演的突围。

张艺谋说,艺术家要争取到发言权后,才能搞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新生代导演的历史基本上实践了这句话,他们也只有放弃早期的抗争意识,才有了这两年的全面开花,他们还给影坛吹进了一股低成本独立制片的新风,以至不少媒体开始呼唤业余电影时代的到来。

发表评论

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